酝酿于80年代中期“文化热”、“文学热”中的文学新品种——环境文学，是以《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先后举办的“祖国环境美”、“胜利杯”、“绿色三明杯”、“绿叶杯”等几次环境文学征文活动为发端的。1992年伴随“环境文学研究会”的创立而创刊的《绿叶》杂志，是环境文学在90年代得以继续成长的重要阵地。而近两三年来，随着“碧蓝绿文丛”（包括散文卷《愿地球无恙》、小说卷《放生》、报告文学卷《地球·人·警钟》，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集中推出；随着“人与动物系列丛书”（《三只狐狸与一个人》、《我和菊花青》、《驼铃悠悠》、《五爷与神牛》、《遥远的虎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的陆续出版；随着著名作家徐刚近年来的散文合集《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等作品的热销以及最近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守望家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在90年代后期的文学领域，环境文学已由一个本来传统很浅的文学题材而成为令诗歌、戏曲等传统甚深的文学题材望尘莫及的文学新宠。
记者对环境文学的采访涉及李炳银、金辉、徐刚、李青松、郭雪波、舒志刚等近十多位作家或评论家，采访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环境文学的创作与讨论还集中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圈子里，在社会的广大读者群和广大的作家群中还没有形成较为令人兴奋的“阅读点”和“议论点”。“人数少”成为缪俊杰、星竹等文坛人士对环境文学作家队伍的一个比较相近的评价。然而，由“碧蓝绿文丛”所呈现出来的环境文学的另一面是，涉足环境文学创作的队伍相当庞大，几乎当代所有著名作家都曾对自然、生态、人之间的关系作过描述，对自然进行过人文的理解和思考。据“碧蓝绿文丛”的编者们的统计，进入他们编选视野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少于七、八十万字，小说作品200多万字，散文作品更是数不可计。如此众多的环境文学作品，在目前文坛这种长篇小说和闲适散文并驾齐驱、私性小说和绝对隐私四处张扬的“非常状态”下，形成一道非凡的风景。
但环境文学作品的数量并未与作品的影响产生出相应的正比关系，环境文学波及的读者和评论家的范围并未与环境文学所关注问题的广泛性形成照应。这是环境文学在中国所处的典型的也是尴尬的状态。
意识到此一问题的文学评论家并不多，许多文坛人士只是隔岸观火式地看到了环境文学作品数量的迅速增长就非常低廉地说出了“环境文学茁壮成长”的糊涂话语；有限的意识到此一问题的评论家除了用那支多年来用惯的笔调大而无当地批评中国人文明程度不够，中国人的环境意识淡薄等等而外，就再说不出别的原因了；深刻一点的评论家也往往只是不太负责地批评中国作家没有定性、耐不住寂寞、沉不下心来、缺乏终极关怀而已。其实仔细分析便发现这三类评论都是够圆滑的，都搔到了痒处，只是不太管用。比如说中国人普遍的环境意识淡薄这一点，其实并非如此，否则1996年的洋垃圾问题以及近年来触目惊心的污染问题曝光何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公愤？说中国读者的文明程度不高，但电视栏目“东芝动物乐园”何以会引起那么多电视观众的浓厚兴趣？环境文学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影响范围狭窄的矛盾问题，其实出在环境文学本身。
问题之一当然是人们议论最多也是目前中国文坛存在的通病，即中国许多作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没有持之以恒，不能甘于寂寞而以平常心待之。正忙于《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编纂工作的评论家李炳银先生说：“试问自环境文学开始至今的十几年来，究竟有几个作家像徐刚那样甘冒走沙漠踏深山之劳苦，在实际历炼中寻求对自然的那种独特的理解？”作家金辉说：“写环境文学作品赚不了钱，不像写‘情爱’、写‘隐私’那样动辄多少多少版税，现在的关于‘爱情话题’的作品招标更是在刺激着作家贩卖情感和读者阅读情感的欲望，这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能出个甘于清贫、持之以恒、心境平和的徐刚就不错了。”
问题之二是许多作家在环境文学创作观念上陷入了一味批判的误区。整个社会似乎已经习惯于尖锐批判造成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的人类经济行为，大多数作家们表面上在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状态下进行写作，内在地已经将所有生存状态恶化的责任归之于人类自己，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已经由“天人合一”而蜕变为技术太坏，人们太不自量力，太不善待自然；作家的创作方向和目标已经是远古洪荒，希望复归原始社会那种他们主观认定的“天人乐融融”的合欢状态了。在此问题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葛剑雄教授似乎更冷静，他在最近出版的《未来生存空间》（上海三联书店）一书中说：“人类造成或加剧自然灾害的作用大多是不自然的，或者是不得已的……但人类防止和消除自然灾害的努力却都是自觉的，尽力的。”……“有些人（指竭力批判者）信奉的已经不是人道，而是动物道、兽道”。葛先生用大量的历史地理学的资料归纳论点：“生态平衡的基础：以人为本。”他对未来的态度是：不能无忧，不必过虑。学者理性的观点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环境文学过分渲染人为加剧了自然的危害而妄想回到原始田园的生存状态，不仅不会取得文学应有的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相反还可能失去读者。以社会的和历史的现实为基础，本着负责的理性的平和的创作态度进行环境文学的创作，才真正有可能提高环境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问题之三是表面上许多作家负责任也是极有良心地参与了环境文学的创作，而实际上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深入进去。一些专门从事环境文学创作的人除了徐刚、郭雪波和李青松等寥寥数人外，大都缺乏创作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的笔力。富有深厚文学素养的著名作家不能深入环境文学写作（大多写出几篇了事），而志于环境文学写作的人又塑造不出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这便使环境文学作品的文学质量永远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徐刚说：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已经疏于描写美好的自然景物时，当一个时代的诗歌不再讴歌自然的美丽时，你还能指望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能为环境——人类的家园，做出更多的贡献吗？此话一语中的，这也正是目前处于困境状态下的环境文学界和目前一样表面繁荣实质破败混乱的整个文坛所需要思考和突破的。
